“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这句古语的意思是：圣人不为自己积攒什么，尽力帮助世人，自己反而更拥有了；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足了。

　　《菜根谭》说，利人是利己之根基。为了别人的利益其实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根基。所以，各位企业家要考虑你的企业想长久地发展下去，你得确立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为了你自己挣钱的，企业做到今天，已经不是你挣钱的工具了。使命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在为之服务的顾客的身上，这叫生财有大道。只有改变了使命，才能改变整个战略。

　　如果要我说一句我所欣赏的话，我就选择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戈·伍兹的一句话。他说：我从来都不想挣多少钱，我只想成为高尔夫球界里数一数二的高手，钱一定会追着我来的。

　　企业怎么挣钱，是你在达到了一个经营目的、完成了一个使命之后自然而然的回报，这就叫利润。这个目的、这个使命本身不是利润，所以有人说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话有问题，值得商榷。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企业长寿，做百年老店，怎么做呢？哲学不能错了。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经营的使命，要明白使命是什么，就要搞清楚三个问题：我的业务是什么，我的顾客是谁，我为顾客提供的独特的价值是什么。要想清楚，千万注意，使命不在内部而在外部，企业不是为了自己而生存的，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当你完成了这个经营使命、达到了这个经营目的后，自然而然的回报就叫做利润。

　　最后用乔治·默克的一句话就是：药是为了救人的，不是为了赚钱的，但是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利润就越大。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性，又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作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

　　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

　　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落后的边疆，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惟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司马迁还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时机，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是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了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司马迁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