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山堰塞湖的排险牵动着亿万人心。在政府有效的组织和指挥下，解放军官兵夜以继日地奋战，爆破开挖导流槽，轰炸堵塞水流的巨石和漂浮物，终于使泄洪流量超过入湖流量，堰塞湖面水位下降，下游城市和民众免于一场后果难以想象的水灾。

      唐家山排险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大力疏导的正确方针。如果不是疏导当头，而像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一样，加高加固堤坝，一味防堵，势必造成湖内水位的不断上升，溃堤的灭顶之灾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应该以疏导为上。

      近期原油价格暴涨，但因下游的成品油价处于政府管制之下，炼油企业无法将原油成本的增加传导出去，出现了数以百亿人民币计的亏损，亏损额随着原油价格的上升而越来越大，形势如同一个巨大的堰塞湖。

      面对亏损，企业理所当然地要减产，这不仅是对股东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诚如弗里德曼所言，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看到炼油厂的巨额亏损和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人们当然要怀疑价格管制政策的可持续性，相应提高对解除管制的预期，也就是对未来成品油价上升的预期。在价格看涨的预期支配下，炼油厂、零售商和消费者理所当然地要抢购和囤积，令原本就存在的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这也是为什么近几个月以来，油荒狼烟四起。在笔者所在的北京地区，卡车排起长龙，等候购买柴油；加油站纷纷“检修”、“装修”，预示着汽油供应短缺的即将来临。

      今日成品油困境的起因看上去在外部，就像唐家山周边的溪流雨水对湖堤一样，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给炼油企业带来了日益增加的经营压力。然而堰塞湖堤的形成却是成品油价的行政管制，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内因。

       在多变的环境中，自己不调整政策，而将家里的问题归咎于邻居，此法虽简便易行，却对家里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可以指责国际投机商兴风作浪，借机炒作原油；也可以抱怨石油输出国蓄意限产，坐收渔利；或者怪罪美联储滥发货币，听任过剩的流动性推高油价。国际原油价格的确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但问题在于，我们既无法监管国际原油交易，也不可能决定他国的石油产量，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道义谴责或许可以作为现行政策的辩护词，却无法使原油便宜一分钱，也改变不了国内经济的风险随油价节节升高的现实。

      实际上，就连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和国内因素有关。看涨油价的国际机构无不援引“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国、巴西）的高速经济增长，说明供给跟不上需求的步伐，油价的上涨乃必然结果。“金砖四国”中，对原油的需求又以我国为首，俄国和巴西自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经济以低耗能的服务业见长，而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靠高耗能的制造业带动，原油年平均消耗量为印度的3倍。1996年我国原油基本还能自给，1997年开始进口，十年间，进口量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7年达1.5亿吨，占当年全国消费量的一半。石油的勘探与开采需要较长的时间，即便世界上的产油国全力配合，也很难满足如此高速增长的需求。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结论就非常清晰：在其他条件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国际油价就会在高位徘徊。中国需求是否真的推高了油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市场的参与者是否认同这个结论，只要他们相信油价和中国需求的联系，就会看着中国经济做多原油，油价当然也就居高不下。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清晰，对于高油价引起的国内通胀，扛是扛不过去的，硬扛而不疏导，除了憋高堰塞湖的水位，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作用。

      堰塞湖高水位的危险是冒顶溃堤。当原油每桶60美元时，内外价格不接轨，到100美元时仍无动作，油价现已冲上130美元，国际投资银行预测2008年的价格为150美元，2009年将到令人咋舌的200美元！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冒顶时才改变政策吗？须知国内外价差越大，解除价格管制的震荡越大，接轨的成本就越高，其道理和堰塞湖灾害的防治完全一样。如果迫于形势，最终不得不大幅提升成品油价，企业来不及调整，成本陡升，经营发生困难，而家庭开支的显著增加则有可能引起社会问题。

      固守湖堤的政策带来另一个也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切断了上下游价格的传导，制造了能源廉价的假象，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伤害了国家的能源安全。长期人为压低能源价格，高耗能项目因此而大量上马，企业缺乏开发和应用节能技术的经济动力，经济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长期低下。

      据经合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GDP能源消耗，我国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1.5倍。2007年我国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为5300美元，日本为35000美元，美国为45000美元。如果不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要想使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接近今天的美国，所需要的能源就是今天美国消耗总量的30多倍！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国际能源价格将会涨到什么地步？那时又如何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能源稀缺意识，必须尽一切可能降低能耗，而节能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高能源价格。解除成品油价格管制当然会使短期的通胀数字更难看，这就需要继续紧缩银根，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高油价的威胁下，周边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纷纷提高成品油价格，减少财政补贴，同时运用加息等货币政策工具，抵消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同样的政策呢？

      除了成品油外，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少其他的淤堵。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电价的管制形成了日渐扩大的另一“悬湖”；粮价带动饲料价格上涨，牛奶价格的管制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而最为壮观的堰塞湖莫过于外汇储备。多年的贸易顺差使外汇洪水般地流入，但汇率管制的堤坝截断了宣泄的通道，于是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齐飞，而货币供应的增加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

      堰塞湖要有泄洪渠，高压锅要有出气阀。市场经济中的均衡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失衡则是常态。失衡所产生的压力要有释放的渠道，否则失衡的不断积累就可能酿成大祸，价格机制正是这样一个天然的压力释放器、供需协调器和经济稳定器。以价格管制应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变化，无异于加固堰塞湖坝，按住出气阀，假装一切正常，实则埋下日后决堤和炸锅的祸根。

      我们什么时候能抛弃鲧的僵化，多一些禹的智慧呢？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xxiaonian@ceibs.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