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期待，50年后的中国商学院，能够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进程。

在这场头脑风暴之前，包括上述人士在内的27位人士接受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颁授的这家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聘书。头发日渐花白的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则在颁授聘书的环节，毕恭毕敬地担当了司仪的角色。

不听这些大佬的宝贵意见，就是自我惩罚。仪式结束后的间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陆雄文对记者说。

外部治理机制

早在1996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就已经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展开了合作。17年后回忆当年的合作，中国的教授们并不羞于谈及当时中国管理教育落后的窘迫处境。

随后，多个合办项目展开，包括与香港大学的MBA合作项目，与挪威商学院的MBA合作项目，与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的EMBA合作项目等等，其中后者多次在FT发布的全球EMBA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这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化的重要路径，整整走了近20年，可在陆雄文心中，它一直在路上，远没有完成。2011年，当管理学院以保持至今的全球最快速度连续通过EQUIS和AACSB两项国际认证后，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已成为迫切而现实的需要。当时陆雄文的设想是与李岚清校友创办的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共建共享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

在国际上确立地位、提升影响力，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招收国际学生，开展国际学术合作研究，吸引国际企业参与……这些都被纳入国际化的蓝图当中。

“战略性地指导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发展”，在上述蓝图被勾勒出来时，关于建立一个外部治理机制的设想也同时被提出。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初步提议——沟通——确定了一个全球范围的顾问委员会名单，来自欧洲、北美、南美、亚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新兴市场的政界、商界、学界贤达领袖使得名单的结构相当多元化。

“把脉”、“建议”、“支持”，是这个顾问委员会现阶段的使命。陆雄文说，国际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个职能类似“咨询顾问”，就发展战略提出意见、给出判断、集思广益、形成指引；第二个职能则体现了他们的使命感，为帮助中国的管理教育进一步国际化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内部治理机制

“我不能等”，陆雄文说，在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形成之前，如何不屈就于外在的考核压力、物质奖励，而是从内在的自我激励出发，调动自觉的意识和自我的驱动，让内在的治理机制生成并发挥效应，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真正的学者，自我激励与自我驱动的能力是超越考核压力与物质奖励的，这就使得内部的治理机制形成成为可能。“我们的治理变得简单了，很多事情在内部能够形成共识”，陆雄文一一例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师资建设领导小组，MBA教学指导委员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没有一个人能说了算”，在陆雄文看来，正是这一内部治理机制，支持这家商学院在过去数年间向前发展。

但仅仅依靠自我驱动的内部治理机制，是无法完成走向世界的目标的。“我们要集思广益听取全球各界领袖的意见，”陆雄文认为，在这个前提下，担当咨询顾问角色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就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不过，无论是章程和一般惯例，国际顾问委员会并不直接约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行动，“不听这些大佬的宝贵意见，就是自我惩罚。”陆雄文说，学者的理论创新源泉来自于实践，政界、商界、学界各路领袖贤达提供的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们认真聆听的。

50年后的商学院

“我们要到国际上去竞争，要成为人们敬仰的商学院，（全世界的年轻学子）要以进入复旦管理学院学习为荣，我们追求这样一种荣耀。”陆雄文说，他同时承认，这个宏大的梦想，也许中国现在这一代从事管理教育的学者无法实现。但正是这个梦想，让陆雄文和他的同事们，不再满足于内向型国际合作，而是要准备走向全球市场发展。

“在过去的快速成长之后，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好的基础”，陆雄文所说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硬件上，新校园正在建设，其二是软实力上，教学与科研的资源能力已比较丰厚，国际合作院校、企业合作伙伴、校友网络已经形成气候。

但这些在陆雄文看来，仍然是“比较简单的指标”，距离世界一流商学院还很远。“真正的世界一流商学院，是要能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文明的进程。”今天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走向，中国的商学院毕业生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力。

陆雄文寄希望于今天的商学院学生在20年、30年后贡献社会、产生影响，他最关心的是，20年、30年后“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成就达到什么高度”。教育最伟大的魅力在于它指引未来。“你的学生汲取了知识，参与了研究，发展了能力，锻造了品格，在此后的20年、30年间转化为实践，实现你的价值与使命，这才是检视教育成果的终极指标。”

“教育永远是面向未来的，为未来培养社会的栋梁和领袖，是为未来社会文明进步的投资。”他确信，20年、30年后再看教育投资回报率，是最为适宜的。对管理教育的实践者的评价，自然也应该放到20年、30年以后。

更为重要的是，在确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长达50年的战略规划时，陆雄文认为，其间会经历基于中国商业实践的管理创新思想涌现的重要时期——它与当下接受管理教育的学生息息相关，他们正在作为践行者参与、引领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国管理实践，也是孕育中国管理思想的土壤，“我认为再过20年就会有（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涌现）。”陆雄文肯定地预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