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什刹海书院教授;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 《管子的智慧》《中国管理智慧》《了凡四训》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20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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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的轻重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管子是齐国的宰相,所以他在治国中要解决很多经济的问题。管子所处的这个时代,中国春秋的早期,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正好冶铁技术上来了,因为铁器的使用,使得原来没有办法对付的树根可以对付了,农田的面积就可以大大的扩展,农业就发展了,这是管子的时代。

在管子的时代里,就有很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叫轻重术,轻重术就是掂一个商品。我们经常说货币贬值,票子变毛了,我们说东西变贵了,贵重,轻重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今天通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其中得益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校园里风靡了一套书,叫《走向未来》丛书,有一本叫《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事关重大。亚当·斯密是英国人,他的《国富论》出版发行于1776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前期。我们都知道,欧洲启蒙运动开创了人类现代化的时代。整个现代的所有思想价值观,那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在启蒙运动里,从法国开始的,最后燃遍了整个欧洲,席卷了整个世界。

启蒙运动干两件事情,第一,反对宗教神权,张扬人的理性,第二,反对封建王权,宣扬民主与自由精神。法国的启蒙运动熊熊大火燃起来的时候,里面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宣言,叫做《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而当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诞生的时候,在美国还没有思想价值。所以美国人看到以后觉得很不错,就把人权精神引入到了美国的宪法里面去。

法国人为了向美国表达敬意,就送给了美国那尊自由女神像。我们很多人都见过自由女神像,跟她合过影,但是你内心应有的东西未必当时有。就是当你看到自由女神高擎的火炬,但你看到火炬上熊熊燃烧的圣火的时候,你心中没有燃起应有的自豪感,为什么呢?因为火炬的圣火是在中国点燃的。

早期的思想家都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亚当·斯密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了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了道德哲学的教授。他在讲课的时候,把讲课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就是著名的《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读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为亚当·斯密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致于有一位英国的公爵,看到这个书以后,就一定要请亚当·斯密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大概是在1763年,他就找到了亚当·斯密,当时亚当·斯密还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就跟斯密说,请他去担任公爵儿子,也就是未来继承公爵爵位的小公爵,给他做家庭教师,两年半。这两年半的任务是什么?陪着那个孩子游历欧洲大陆,主要就是法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就是法国。这个时候也正是英吉利海峡两边,刚刚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英法战争,实现了和平。

亚当·斯密就面临着要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而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是非常丰厚的报酬,一年150英镑,那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公爵告诉他,我给你一年300英镑,比在大学拿到的年薪还要翻了一倍。同时,两年半以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你退休之后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每年都给你300英镑的退休金,这给亚当·斯密很大的吸引。所以,亚当·斯密最后到大学辞去了教授的职务。

他从英国到法国,大概在1764年年初。他们踏上法国的土地之后,因为英国的公爵是很有身份的,所以他得以能够见到很多法国重量级的人物,这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魁奈,在法王路易十五那是很有地位的,魁奈做他的御用医生。这个时候,重农主义学派里面的二号人物,叫杜尔阁,是法国的财政大臣,也做过法国的总检察长,所以,地位都非常高。亚当·斯密到了法国以后,就和重农主义的这些著名人物来往密切。

我们今天看到他的《国富论》,他是1764年到法国以后,才开始动笔写《国富论》的,《国富论》可以说成为我们经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开山之作。

我们今天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这本书往上长出来的,还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评价说,因为亚当·斯密,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国富论》有三十多处跟中国有关

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富论》里面有三十多处都跟中国有关,都在讨论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在《国富论》里面,有这么大的比重在说中国的问题呢?是因为亚当·斯密在法国的时候,1763年,法国有两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1763年底,这两个中国留学生学期已满,就面临着要回国。而杜尔格作为英国的财政大臣,以这样的身份向英国政府申请挽留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继续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杜尔格有问题,要向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来讨论。

他写了52个跟经济有关的问题,他希望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替他考虑。他怕这两个中国留学生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他在这52个问题之外,写了很长的解释性的文字,这52个问题就是著名的《中国问题集》。

而此时,1763年年底到1764年,在这个过程里,亚当·斯密来了,而且跟杜尔格过往甚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亚当·斯密是见过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两个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叫高类思,一个叫杨德望,他们是在那里学神学的。但是,法国人向他们请教经济学的问题。

杜尔格的《中国问题集》在1766年得以在报上连载,后来变成书出版了。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1766年之后的十年,1776年在英国出版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那一年,正是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那一年。所以在大西洋的两边,还有这样的巧合。

当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时候,法国人怒了,尤其是重农主义学派的学者怒了,他们说亚当·斯密抄袭了杜尔格的东西。重农主义学派有个重要人物叫奈穆尔,他甚至说凡是抄杜尔格的都是对的,凡是没抄杜尔格的全是错的。

重农主义学派是法国思想界非常重要的学派,他们的论文绝不引用希腊人的句子,他们只引用中国圣贤的句子,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他们不喜欢希腊。不仅如此,他们每年出版的年鉴、论文集,都在上面标上出版印刷地:中国北京。这是十八世纪,重农主义学派对中国是非常的热爱,以致于他的开山鼻祖魁奈号称是欧洲的孔子。

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充分地和重农主义学派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今天看《国富论》,对重农主义学派的思想是持极大的认同与同情的,而坚决反对重商主义。

关于这一个对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找到我,向我预约了一个命题作文——对比亚当·斯密与中国的管子,所以我就写了《管子与亚当·斯密》,在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在这两个人之间,做了一个跨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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