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风险投资与资本五级价值增值、企业投融资技巧及案例分析;企业改制与上市操作;私募融资与风险投资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21年06月14日    洪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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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洪才,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感谢耶鲁大学北京中心的邀请。面对全球耶鲁校友讨论中美关系,既让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一个挑战。

  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

  近期,中美两国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上台之后的首场高级别对话,引起了全球关注,很多人对中美关系未来充满忧虑;而我反而更加有信心了,因为既然都亮明了各自态度,遮羞布没了,知根知底了,这更有利于双方做出理性决策。诚如布林肯先生所提到的三个方面:中美两国要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就是要围绕“竞争、合作和对抗”这三个方面展开。从中国角度,肯定是希望管控风险,把冲突尽可能最小化;同时也希望基于规则开展公平竞争,促进平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然,这并非仅凭一国意愿就能实现。

  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利益层面,即经济合作。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贸易量很大。自特朗普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并无明显改善。特别是在过去一年里,中美贸易不平衡反而扩大了,说明加征关税是药不对症。第二是价值观层面。中西方价值观尖锐对立,短期来看无法协调。“中国不吃这一套”,中国不认同美国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当然美国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也不认可。第三是地缘政治。中美间的博弈,特别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异常复杂。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我认为,未来经贸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传统压舱石作用可能会有所恢复。还是那句话:一切都事在人为。但科技方面的深刻裂痕会扩大,这也是大国博弈和力量对比使然。现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致力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在技术上还有很多关键性、卡脖子环节,美国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压,并联合其盟友共同围堵中国。在人权、价值观方面,涉及新疆、台海及香港等问题,中美存在尖锐的对立。过去一年,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充分暴露了自身治理的诸多短板。因此,中国有理由、也有底气批评美国: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相比之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对疫情控制乃至后来复工复产、经济恢复正常化,都是可圈可点的。

  目前,中美经贸合作谈判暂停,但美国新上任的贸易谈判代表表示,短期内美方不会单方面降低关税,可以此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拜登应该感谢特朗普。反观中国,过去几年里主动扩大开放,去年再次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同时积极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特别是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商投资法》以及扩大市场准入等,都是快马加鞭的。其直接表现,就是中国吸引了更多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扩大对外投资(ODI),去年中国FDI和ODI都是逆势上扬。我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5%。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全球一枝独秀。今年全球疫情很可能会逐渐得到控制,我预期美国经济反弹6%,这是一个好消息,将会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也在升值。下一步,美国积极财政政策还会加码,特别是拜登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企业税收等两个方面。扩大投资是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这和中国有相通之处,如在传统基建方面,将加大对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民生领域,改善民众生活也需要扩大投资,还有增加制造业领域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但是钱从哪来?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印钞票、发债,这需要宽松货币政策配合;第二是加征税收,特朗普把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至21%,现在折中一下,又回到28%,比中国25%略高一点。另外,美国希望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并加强对“避税天堂”的监管。

  过去几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美联储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市场利率一直维持在0-0.25%之间,欧洲和日本都是负利率,未来低利率环境将延续,对全球金融体系会产生一定负面溢出效应。特别是美国扩大投资、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部分脆弱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负面影响。未来全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会加剧。美元短期升值,中长期看是贬值趋势。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贸易失衡加剧,即所谓“双赤字”扩大,将会加剧经济不平衡,从而削弱强势美元走势。

  总体来看,在今年美国扩张性经济政策推动下,对中国是机会窗口,可以扩大出口。未来,美国需要加强跟中国合作,中国扩大开放对欧洲、日本及东盟等合作伙伴产生巨大吸引力。而美国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也不一定会听从拜登的指挥棒,在利益驱动下,他们一定会与中国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保持一个压舱石的地位,至少起到半个压舱石的作用。因此,我对未来中美关系持审慎乐观态度。也就是要努力把可能合作的地方做大,在必须对抗的地方管控住风险,在应该竞争的地方建立合理的规则,促进公平竞争。

  相当长时间美元将是主要国际货币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价值跟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值35美元,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1970年代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促使1973年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特里芬难题,即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该国必须输出货币才能满足全球流动性需要,另一方面,过多输出货币会引发货币贬值,从而动摇其国际货币地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长期呈现贬值趋势。美元作为信用货币,在充当商品交易计价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方面,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国经济地位却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2020年,中国GDP占全球17%,但人民币作为国际商品交易计价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方面发挥作用仅约2%,与中国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美元地位不会动摇。欧元排位第二,也难以与美元相提并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应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变革过程会十分缓慢。例如,2016年10月1号IMF改革特别提款权(SDRs)篮子货币,人民币在SDRs中的占比提升至10.92%,但现在人民币实际发挥国际货币作用仅约2%。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资金流通管道——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受到美国控制,会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相应改革也需要时间。我预计203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但是即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均GDP仍然落后于美国,美元依然是全球第一,欧元第二,人民币可能第三。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必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会挑战美元地位。人民币分担美元的国际责任,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

  中美人文交流将会逐渐恢复

  这次阿拉斯加会谈,双方对加强中美人文交流有共识。我曾经说过,中美贸易战让美国农民利益受损,硅谷高科技企业、华尔街金融机构、美国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都对特朗普有意见,因此,拜登上台是必然的。去年11月初,我公开预测,拜登将以306比232票获胜,后来得到验证。拜登跟特朗普有很大不同,他并不希望中美人文交流中断。我相信中美人文交流将会逐渐恢复。

  华尔街、硅谷与华盛顿的认知并不一致。目前,中美经济合作受到政治方面的干扰,更加凸显人文交流重要性。我建议,美国商界应该多做工作,帮助缓解中美紧张关系。不畏浮云遮望眼。很多事情,都要用长远眼光来看。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很多方面都要向美国学习。特别是年青一代在美留学人员,要在促进中美人文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展望未来,有美国这样强大对手结伴而行,将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懈怠,这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少数美国政客对中国有偏见,但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好的,未来中美合作潜力巨大。既然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美两国就不必畏惧竞争。在科技方面,跟美国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最终一定是制度的竞争。现在美国治理体系弊端充分暴露,但我们也不完美,需要戒骄戒躁,苦练内功,不断完善自己。

  (根据4月2日耶鲁大学北京中心组织的中美关系对话会录音文字整理。)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洪才经济”,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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