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博弈论和策略思维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20年02月13日    腾讯财经《灼见》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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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平台型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网约车平台的安全问题,电商平台的假货问题和大数据杀熟现象,外卖平台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受到了人们和监管层的关注和质疑。那么,平台型企业根据高峰期调整价格的机制是否公平?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适合发展社交?未来政府应该如何对行业进行监管?

在我最新出版的《平台治理:在线时长的设计、运营与监管》一书里,对这些问题都做了一些解答。理清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对企业、用户和政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在平台经济的运营与治理中,动态定价的机制往往受到很多争议。比如网约车平台利用算法根据附近车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来定价,这种定价机制科学吗?

从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来看,在高峰期进行动态定价是有道理的。动态定价最早是uber在使用,这套算法开发时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所有的经济学派当中,芝加哥学派是最推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因此动态定价的机制有经济学原理的支撑。

但问题在于,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并不能单纯地用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商品的定价过程当中,行为经济学正在崛起。行为经济学注意到,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并不是只关心商品本身的价值,还会更关心他们得到的服务是不是公平。因此行为经济学把公平因素考虑了进来。

而一旦将公平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动态定价机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消费者可能感觉到,早上正着急上班的时候,通过出行平台叫了一辆车,需要支付很高的价格,那他就会感觉这个交易是不公平的。近几年的大数据“杀熟”也是这种情况。这就导致乘客对司机的服务特别挑剔,稍微有一点不满意就给一个差评。或者对出行平台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只要有相关的负面消息,大家都会去传播。Uber在美国就遭遇了这个过程,其竞争对手会趁机对它进行攻击,政府也会对其进行限制。

因此,动态定价在平台型经济定价的过程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出行平台在高峰期提高运力也不能只靠价格,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让更多的司机参与到高峰期的服务当中。比如一个司机在高峰期接单很多,那么一些机场的长途订单就可以优先派给他。

2、平台型企业应该如何平衡盈利与社会责任?

平台型企业提供的是交易撮合服务,把买卖双方正确地匹配到一起。对于平台型企业来讲,最重要的责任是监管责任。中国的平台型企业在履行监管责任方面是非常欠缺的,近几年在平台上出现了很多不安全的交易,无论是网约车平台,婚介平台,外卖平台,电商平台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总体上讲,中国的平台经济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但和平台经济的体量所服务的规模来看,监管是滞后的。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之下,落实监管责任并不会显著提升服务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讲,平台型企业如果想要保证盈利的可持续性,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监管责任落实好。而在下一步,中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强调平台运营方的监管责任。

3、平台型企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平台型企业想要成功,一定要激活交叉网络外部性,让自己的平台富有足够的粘性。平台型企业提供的是交易撮合服务,粘性越大,平台的交易量就会越高,效益就越好。比如对于网约车平台而言,就需要同时吸引司机和乘客加入和使用平台。电商平台要同时吸引买家和卖家。

4、很多平台都喜欢引入社交关系来吸引用户,是所有的平台都适合发展社交吗?

从前一段时间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来看,很多从业者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在平台激活交叉网络外部性、增加粘性的过程中,都想利用社交。社交对于平台发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更多时候,社交就意味着流量。

但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适合发展社交。不同的平台撮合的是不同类型的交易,主打婚介、交友服务的平台利用社交关系来导流很合适,而主打电商、金融、出行的平台,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就不适合引入社交关系。尤其是金融平台如果引入了社交关系,就会把金融产品传播到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知识的用户那里,带来很大的风险,社交金融带来的风险隐患是非常需要警惕的。中国的平台经济要打破社交所带来的迷思。

5、随着平台型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政府应如何建立怎样的监管策略,才能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提高社会效率,又让企业规范发展?

首先,一定要明确平台型企业的监管责任。监管责任应该是平台型企业的第一责任。如果监管责任不到位的话,在相关的法律中还应该明确平台的连带责任。

另外,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思路应该做进一步的调整。在传统的思路中,监管的主体是政府,企业是被监管的对象,政府的监管方式主要是资质监管,对市场的准入进行限制。比如传统的保险业、银行业都是如此。这主要是政府对企业的行为很难监管。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平台型企业是可以对入驻平台的企业的行为过程进行监管的,比如网约车平台可以根据GPS数据来判断司机的交通违章情况,外卖平台可以根据订单量和投诉情况掌握饮食的情况等等。这就意味着未来,政府的监管思路应该从资质监管转化为行为监管和过程监管。平台型企业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政府的监管和平台的监管形成协调机制。

政府要降低入驻平台的企业的资质要求,平台要出台一个对入驻企业的行为监管的准则。比如对网约车平台司机车型、户籍的限制应该放宽,但需要出台一个对司机行为要求的准则,多次违章之后进行一定的惩罚。

而在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政府对入驻平台的企业的资质要求越来越高,又没有明确平台行为监管的责任。在未来一段时间,监管思路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会出现监管的重叠、空白,反而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王勇(清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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