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应从“国美内战”学点啥？

9月28日，短短十分钟的“阵地战”，将国美上演的这部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商业大片划上暂时的句号， 而 纷纷扬扬的媒体辩论大战才刚刚开始。

决战前，网民普遍支持黄光裕，可以说黄站在了“得道多助”的位置，姑且不论黄的“情感牌”、“民族牌”。但按香港上市规则竞争策略，被网民定义为“汉奸”、“卖国贼”的陈晓却取得暂时胜出。结果公布后，有人叹息，有人激昂，甚至有人脱掉鞋子站在椅子上高喊“陈晓胜出，就对了”。

但以微弱优势胜出的陈晓是否从此便可笑傲国美？成功保住大股东地位的黄光裕是否又能心甘情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家族企业该从这部商战片中反思什么？

黄光裕输在哪里？

大股东黄光裕的5项提案中4项折戟沉沙，但黄最看重的“取消定向增发提案”获得通过，黄也得以保住大股东话语权，所以黄没有全盘皆输。

但整个事件中，国美高管的集体反戈确实出乎了黄光裕的预料。在陈晓宣布了“股权激励方案”后，5大高管态度明确支持这项方案。他们为何“背叛”国美？“背叛”黄光裕？道理很简单，黄光裕掌权期间，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股权、期权，甚至连薪水也不比同行标准高，而“股权激励方案”则会让他们这一处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谁对我们好，我们就支持谁”。不知黄光裕对自己的强势领导方式是否就此进行过深刻反思？

而国美股东将天平倾向陈晓一方，在投票率81.23%的情况下，持股量在40%左右的机构投资者，大部分倒向了陈晓，也显示出他们对黄光裕不再信任的信号。在黄光裕将国美运作上市之后，充分体会到了资本的力量，不断套现，持股比例从75%下降至34%，套现上百亿。而诸位股东们由于黄光裕的一再套现而深受其害，投资者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使他们最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笔者并不认同外界评价的“黄输在了董事会人员计划 、没有清晰战略及执行团队”，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国美高管的集体反戈与股东的天平倾斜，其根源在于黄光裕的财富价值。

出身卑微的黄光裕，在积累巨额财富后，缺乏与其相应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问题在国美一市以后更为明显。在公司治理上，国美的上市，意味着已从家族企业变成了公众企业，这就要求创业者放弃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在企业家人文道德上，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大，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一群自愿为社会责任所驱使的驴子。

但虎性的黄光裕一直将话语权视为最低限制，其曾经在澳门赌场的一掷千金，更是与敬天爱人式群体的儒商风范相距甚远，这些，都值得黄光裕反思。

陈晓真的胜了吗？

和战前相比，“取消定向增发提案”的通过让陈晓至少失去了通过增发加强对国美控制权的权力，陈晓的弱式内阁地位依旧没变。但陈晓的留任以及黄方4项对陈晓不利的提案未被通过，足以让陈晓深知周密部署的价值。

公众对陈晓的“讨伐”与“谴责”却未停止。但有一事实不能忽略，职业经理人陈晓一直在法律框架下行事，一直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而公众的言论却更多地定位在道德层面。陈黄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公司的控制权之争，但双方基本上是在法律框架内争夺控制权。陈黄之争也不例外，香港完善的法制足够支撑这一点。

而从上市公司层面讲，国美是所有股东及员工的利益载体，陈与黄所争的是国美未来的经营策略。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在法律上他不应是单纯对黄光裕个人忠诚，而是应该对国美董事会及国美的所有股东负责。

这一点，陈晓似乎认识得更加清楚。所以，整个事件中，陈晓一再强调职业经理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给国美股东及投资机构一种规范、透明的形象。虽然陈晓的“关店”策略所取得的漂亮业绩数字不为外界看好，但“股权激制”却赢得国美局内人的人心所向。

但公众对陈晓的负面评价也并非没有理由。

陈晓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投资者能够表演不同形象的本领，足够外界惊叹；陈晓“借用”国美的钱成功“收买”旧部，足够外界愤慨；陈晓在整个事件中对付黄的招数足够外界眼花缭乱；陈晓为打赢战争投入不明来路的2000万元公关费，足够外界猜想；而陈晓将中国最大的内资零售企业引入外资，并放出部分控制权，也足够外界迷惑不解。

即使这样，在香港法律框架内的定夺下，在国美各股东的定夺下，虽然优势微弱，但陈晓还是胜了。这场看似陈晓的胜利，更确切地讲，应该是“股权机制”的胜利，是机构投资者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主导了陈晓的胜利，是民企治理环境所趋的胜利。

陈黄相争，贝恩渔利？

当黄光裕与陈晓争斗愈演愈烈时，站在背后的国际投行贝恩资本则是偷着乐。

伦敦花旗银行分析师梁嘉认为，从今年4月开始和国美接触，不到8个月，贝恩就获利22.4亿元，收益率超140%。不仅如此，贝恩还在11人的国美董事会中拥有4个席位，比重超过40%。如果将陈晓和孙一丁也算作贝恩一方的盟友，那么贝恩在董事会中的“势力”已超过半数。仅以此就说明贝恩是此次国美内战中的最大赢家。

可以说，贝恩资本在国美内战中成功上演了“暗渡陈仓”。

国际投行最喜欢看到天平上，拥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此时，其法码就非常重要，因为只要轻轻地压在任何一方，就可以成为获利的重要法码，自然也就赢得更高的回报。贝恩资本自然深谙此道。所以，他们会选择做一个战略平衡手的角色，其结果是制衡强者，帮助弱者，不能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

从最终的结果看，贝恩资本的目的确实达到了。和决战之前相比，其实陈黄两方都失去了一些东西，既击败了黄光裕王者归来念头，又将绳索套在陈晓脖子中，因为贝恩资本可以随时联合黄光裕“做掉”陈晓，陈晓彻底成为一个打工仔。虽然黄光裕手握三分之一的股份，处处时时事事以“大股东”身份自居，但其真正的话语权已经大大稀释，此时只能作壁上观。

其实，掺杂进更多民族私情的话，笔者认为这场国美争夺战 原 本为“兄弟吵架”，是贝恩股份的介入，让俩兄弟反目成仇。

但不论我们有着多么高的民族感情，贝恩资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合法的游戏规则下行事，其所获取的价值让人无可厚非。从客观角度讲，笔者认为贝恩的赢，赢在了对游戏规则的熟稔、赢在了陈晓对外来资本的依赖、赢在了黄光裕对资本运营 知识的匮乏，更赢在了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做大做强时，转型社会公众企业的所无适应与企业家对权力和财富的迷恋。

国美内战之鉴

总体来看，国美战局并不意外。投资公司是为了赚钱，执政是为了选民利益。国美的“选民”很理智，没有给任何一方坐大的机会，毕竟，大家明白，即使对公司政治来说，制衡也很重要！否则，任何缺乏制衡的有权人都会滥用权力！而陈晓追赶求的可持续、差异化的竞争策略，能否保住国美国内电器零售商第一的位子也有待考证。

从黄光裕方在决战前的表态来看，国美内战的后续看点颇多。但笔者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从国美事件中吸取到的教训，则更多。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有二点：

一是，民营企业转型中的企业家定位

如今积累大量资本的中国企业都在寻求突破，以实现企业的做大做强，但在努力方向上，却鲜有战略明晰的公司。企业做大做强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更多利益相关者，只有达到各方的利益的均衡，大家才能齐心协力将劲往一块使，企业也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这一点，对谋求上市的公司更甚。从另一方面讲，要想上市的企业，其领导层或创业者不能再把企业看作自已的“孩子”，而应把企业做成是大家的“孩子”，大家应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中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风雨同舟，更应该共同分享“孩子”的成长成果与成长快程的快乐。

如果为了“孩子”的成长，各位“家长”无休止地争吵，内耗，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孩子”。

二是，国内同行间如何相处

发达国家的公司法对同行间的竞争规则有明确规定，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能在同行间达到多少的比例，这一规则的制定，旨在防止一家独大，形成行业内的市场垄断，从而出现不公平竞争。这一方面中国的公司法并不健全。

从目前国内的企业竞争情况来看，对外，受别国的法规限制，必须正当竞争；对内，则一味讲垄断。反观国外，则是对内充分竞争，对外统一战线。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的企业健康发展，更不能指望做出怀有人文关怀、受全世界尊敬的公司。

或许，心有不甘的黄光裕会利用372家未市门店及商标资源资产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再次谋求罢免陈晓，或许，力挺黄光裕的大批人也如此期待。但这样的看点，只会让国美处于无休止地内耗之中，与公众的形象感情交流越来越远。

敬天爱人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原点。稻盛和夫认为，“天”是事业，是民众，是顾客，是社会。而“人”是员工，是同行，是经营者，是普天下之人。所谓“敬天”，就是按事物的本性做事；所谓“爱人”，就是按人的本性做人。“爱人”是“利他”，“利他”是做人的基本出发点，利他者自利。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利他经营”，要从“企业本位”转向“客户本位”，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 地产哲学家 ” 冯仑也认为，现在民营企业家需要 进行 四大关键修炼：一是如何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 盈利 ，而不是追求财富，顺便理想；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商关系；三是民企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和社会的关系；四是民企的代际传承。

国美之战折射出其公司健康的生命轨道已被偏离，而今战后的国美，生命 健康的 平衡意识已迫切需要苏醒了。

虽然，国美只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和公司治理的个案而已，但 黄光裕、陈晓们，该 彻底 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