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能臣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自秦汉开始直至民国创建，漫长的封建时代延续两千年左右。在封建王朝的治理过程中，贯穿了许许多多围绕资源配置的体制变革，其中一个重点即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上。

秦一统天下，开始施行郡县制，这是整个国家政治管控机制的一次重大变化。相对于郡县制而言，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大多奉行分封制。这两者隐含着巨大的理念差异。从管理的角度看，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分封制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授权行为，对于被授权者授予其所辖区域的全部权力，包括征收赋税、建立军队、人事任免等等。被授权者事实上成为了被分封区域的国王，掌握着区域内生杀赏罚的全部权力。例如，在西周立国之初，论功封赏，姜尚被封为今天山东一带的齐国之主。这个封赏是可以世袭的，因此，姜性就成为了齐国的国性代代传承。其它各国也与之类似。这样的时间长了，就势必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王国，与中央政府开始脱离，而中央政府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形成所谓“礼崩乐坏，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的体制性原因。为了走出从分封到分裂的怪圈，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开始施行郡县制，各级政府、各级官员都以皇帝为统一领导，资源配置的终极决策权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不允许出现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国中国，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到了西汉时代，刘邦在建国之初，在两种体制之间做了一项妥协，但后来看这种妥协事实上是非常失败的。那就是刘邦仍然沿袭分封制度，但为了杜绝可能引发的分裂，西汉帝国高层在一个叫做白马的地方开会，约定“非刘不王”，也就是只有刘姓宗室有资格封王，外姓人一律不准封王。刘邦原以为都是刘姓自家人，可以杜绝分裂与背叛，但后来的历史进程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

例如，汉景帝时期，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偏爱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甚至发展到了逼着汉景帝在升天之后将帝位传给刘武，而刘武也因母亲的庇护而拥兵自重，甚至敢于派刺客到京城刺杀大臣。这毫无疑问严重削弱了帝国权威，甚至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再如吴王刘濞，其管理的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刘濞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在历史文献中，吴王自己也承认“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当时，同类的诸侯国多达二十二个，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个城，楚国有四十多个城，有的诸侯从来不进京面圣，这样的状况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势必尾大不掉，成为帝国统治的心腹大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晁错策动并开启了西汉王朝的体制改革，其核心即在于削藩，也就是通过削减封地而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强化帝国中央的统治权威。

晁错，豫州颍川郡人。他学习的是法家学说，文字功夫不错，成为太常寺的一名小官吏，后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因能言善辩受到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的器重。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即已经开始得到充分的信赖与任用，被任命为光禄勋属官中大夫，这个位置是三公九卿之一，执掌宫掖门户。到了汉景帝时期，晁错更是如同坐了直升飞机一样，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地位仅在丞相之下。

晁错启动体制变革的背景是，一方面自己作为高级官员，深得皇帝宠信，望高权重，充满自信。另一方面，汉景帝对于诸侯国日渐强大，难以驾驭极为不满。而诸侯国也确实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管理之举时有发生。而且在私德上，诸侯王也极不检点。如胶西于王刘端，为人狠戾，数犯法，擅杀帝国中央派驻到当地的干部。江南易王刘建、中山靖王刘胜好酒喜色，残暴骄淫，犯下诸多不堪的丑行罪行，为公议所不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各个方面看，晁错策动体制变革，开始推动削藩都是合适的。汉景帝二年，晁错上书《削藩策》，经过庭议讨论，帝国决定全面启动体制变革，其主旨即在于通过削减诸侯国封地，强化中央政权的垂直管控能力，具体举措包括楚王违犯汉丧制，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私卖官爵，削去六县。看得出来，这些削藩动作只是第一步，变革将沿着削弱各国实力、强化中央权威的大方向进行下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最后汉景帝免除了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削减了王国官吏，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只能衣食租税，再加上汉武帝施行的推恩令，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大为改变，因而强化了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但回到刚刚启动帝国体制变革的时点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变革只是刚刚开始，离最终成功差得还远，变革的轨道极有可能随时中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针对削藩的抵制性力量非常强大。

首先，各诸侯国实力强大，包括前面提到的齐、楚、吴均具有较强的军事与财政实力，加之削藩策一推出也没分个轻重缓急，一出手就是针对所有藩属国，这极有可能带来各国抱团以枪杆子反对变革。

再有，当时朝中的舆论环境与政治环境对晁错非常不利，史籍记载，晁错是一个“峭直刻深”之人，大意就是一个严厉刚直，苛刻心狠之人。从各种记载来看，晁错确实属于非常执拗耿直的人，因此人际关系极差。包括前丞相申屠嘉、现任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一大批高官与晁错的关系很差，对于削藩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因此，对于变革者晁错的变革事业来说，几乎可以说充满了内忧外患，变革的可持续性面临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革者不仅要对提出变革负责，更要对变革的可持续推进负责。变革者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情况，以有章法的预案击退各种潜在的挑战，为变革保驾护航，使变革可以延续。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晁错显然没有对体制变革的可延续性作出充分的预案准备，使变革几乎中途夭折，自己也落得被腰斩的惨烈下场。

首先，削藩几乎必然激发各国的武力反叛，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讨论削藩策的过程中，汉景帝曾经问晁错，如果因为削藩引发叛乱怎么办？晁错坚定地认为，这些藩属国“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这说明晁错也认定藩属国的军事叛乱是必然的。但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晁错与汉景帝在削藩变革的同时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准备呢？例如列重兵于吴、楚边境处，虎视眈眈，对各国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以配合体制变革？从历史进程来看，配合体制变革的军事威慑预案根本没有，这样的变革显然是缺乏准备的。事实上，当削藩策一出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立刻起事，包括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等七国举兵叛乱，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天下为之震动。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危急，晁错却给汉景帝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他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而晁错自己留守京城。把危险留给别人，把安全留给自己，这让时人与后人都无法理解。在苏轼的《晁错论》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意味着晁错的做法根本无法让人认同。因此，总体来看，晁错对于体制变革的军事威慑预案准备不足，是导致变革几乎流产、帝国政权几乎被颠覆、自己被腰斩的重要的原因。

其次，晁错过于看重老板汉景帝对自己的信赖，错误地以为这种信赖是永续的、无条件的，而忽视对于朝中其它政治力量的充分整合与引导。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相信晁错的人际关系不会这么糟糕，相信他会通过与朝中各位大佬的充分沟通，对削藩变革的方向与路径达成一致认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七国起兵叛乱，大家也会齐心协力，以暴制暴，强行推进变革。但事实上，当七国打出“诛晁错，清君侧”旗号的时候，汉帝国内部各种反晁错的力量集体反弹。被称为“无双国士”、在朝中威望极高的袁盎立刻向汉景帝提出建议，建议诛杀晁错，不给七国以反叛口实。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也集体向皇帝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景帝也放弃了对体制变革发动者晁错的保护，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于市。刨去个人关系的原因不谈，之所以这么多朝中重臣集体反弹，足以说明变革的必要性、变革的策略还远远没有达到大家的共识，大家从根底上就不认同，由此可见变革者晁错对于各种力量的整合引导之弱。

再次，尽管后世普遍认为削藩变革的方向是不错的，但是，晁错对于如何稳妥平滑地施行变革似乎也缺乏预案的准备。一定要一次性对付这么多藩属国，是否可以分个轻重缓急，徐图进取？除了强行拿掉藩属国的领地，就没有别的方法了么？事实上，借鉴后来汉武帝时期的削藩政策，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晁错的变革可以做的更聪明一些。汉武帝元朔二年，帝国中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也就是帝国的行政体系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种形式非常柔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直接削弱藩属国的地盘，因此避免了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同时，随着一代代的传承、分封，各个藩属国被逐渐分隔成为越来越小的一个个小封国，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此类模式毫无疑问比晁错的变革更加缓和而效果彰显。如果晁错在提出削藩的同时，做好准备功课，以如此细致缜密的方式推行变革，相信变革的阻力和成本会大大降低。

事实上，很少有变革能够一次性成功，再高明、再正确的变革也可能在实施途中夭折。尤其是关乎各方利益变动的体制变革中，变革方案必须对潜在的阻力给予足够的预案考量。对于重大变革从威慑、引导和诱劝三个方面发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发挥功效的。

威慑力一般是针对潜在的挑战者。例如，在历史上，当完成王朝的初步建立或结束对区域反叛势力的镇压之后，为保证长治久安，大多都会将当地名门望族迁往京都，置于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秦一统六国之后、在诸葛亮完成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收服之后，都曾经采用过类似举措，这事实上是一种强有力的信号，传递的是对反对力量的威慑意图。

引导力往往在当变革重大到一定程度时发挥作用，一个组织将变革置入到自己的核心纲领文件中，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对组织的变革方向指引，引导各类力量明确方向、形成合力。

诱劝力大多是针对变革的直接受众，为了使其消除戒备心理、补偿其因变革而遭受的损失而采用的机制。杯酒释兵权是历史上最经典的诱劝力的实施案例，宋帝赵匡胤以足够的经济上的补偿，说服一众开国将领放弃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

在组织的重大变革中，潜藏的阻力注定不小，为了使变革的轨道不至于中途断裂，变革领导者有必要在变革方案中，对各种挑战进行足够的预案准备，为变革方案中注入威慑、引导与劝诱的要素，力争使变革可以平顺进行。

本文摘自《变革的智慧》，作者沈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