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大企业

 

    值经济转型之际，中国怎样发展大企业？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必须关注的制度建设问题。

 

    “管理资本主义制度”(managerial capitalism)与现代大企业相互激荡生成。研究美国从1840到1980年之间百年兴盛，钱德勒得出上述的结论。从19世纪末美国铁路年报着手，钱德勒让我们看到大企业是个“必要的恶”。

 

    首先，在汽车、石化、电子等现代大工业中，只有大企业才有资源和能力开发复杂技术和担负高额投资风险。其次，只有“管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支撑技术与资本扩张的逻辑。

 

    新制度带来三大变化：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企业由专业 经理人 运作；企业通过多元组织结构（M型）实现垂直和横向扩张。它们帮助大企业实现了现代产业的三大经济效益：规模、程度和速度。

 

    在自我扩张的同时，大企业也对社会做出贡献。它是产业知识与组织能力的培育园圃。像大河水系的主干和支流系统一样，大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构成以知识与技能打底的商业生态环境，造就了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和 销售 系统。

 

    历史表明，发展大企业必须同时考虑它们对制度资本的贡献，必须防止它们内分泌失调，疯长为一个自肥自利的经济怪物。

 

    理解了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逻辑，我们来看看在不同地域、文化、时期等条件下，各国的样本，以及对中国大企业的启示。

 

    美国大企业，其发展史体现的是一个“竞争”版的“管理资本主义”。这里的竞争要点在于政府职能部门和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全球各国没有比美国更加完善的反托拉斯法、公平竞争法。也只有美国真正祭出法典，拆散包括贝尔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内的大企业。钱德勒发现，这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竞争源自美国社会年轻的历史。因为年轻，投身于政府和 企业管理 活动中的社会精英存在着陌生、猜忌和话语权竞争。假如忽视历史的细腻磨合过程，美国式的竞争常被误解为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模式。其实，它是公共机构与市场企业之间矛盾、斗争、磨合的产物。中国大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放到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思考。

 

    战后德国大企业，是一个“合作”版的“管理资本主义”。“国内合作、国际竞争”概括了德国大企业财阀之间的关系。德国式的合作资本主义至少有三个历史渊源：1）法本化学公司（IGFarben）的历史影响。法本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康拜因（财阀牵头的跨行业集团）。集团内的企业关联交易，共同发展。二战期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型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强，成为日后影响大企业组织结构的文化。2）“罗意威理念”（Loewe Norm）带来的工业标准化效应。早在19世纪末，以生产来复枪出名的罗意威兄弟公司就大力推广可以互换的多用途机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