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历史上的金融:思想、技术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21年01月01日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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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教授张亚光解读十八大报告

  中国青年网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任竟慧 庞茜元)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论述,为此,中国青年网记者特请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张亚光进行解读。

  张亚光教授是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秘书长等职。

  以下为张教授针对十八大报告经济部分的几个关键问题做出的论述。

  张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青年网记者 庞茜元摄

  与民间资本的“博弈”:姿态高一些,管制少一些

  在十八大报告有关经济问题的表述中,民间资本是人们最关注的内容。它不仅是报告第四部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其未来走向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城乡发展一体化”与“开放型经济水平”能否顺利实现。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间资本有过多次辉煌的时期。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对待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个论断直到今天仍未过时。“鼓励”也好,“引导”也好,相对于民间资本,政府还是处在“主导”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这固然有不错的效果,但还是属于次优的选择。最佳的状态是,政府在与民间资本的“博弈”中,姿态再放高一些,管制再少一些。做到这样,不用“鼓励”也能看到活跃的结果。通俗地说,“持股比例受限”、“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不是靠“鼓励”能解决的,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来自于充分的流动性。当然,这需要政府有充足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不仅建立在国家财力的雄厚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科学决策的丰富经验上面。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两点条件我们国家都已经具备了。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获得国家许可之后,“地下钱庄”成为“阳光钱庄”,大多数灰色甚至黑色的金融隐患就会自然消解。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了促进经济总量和质量提升

  金融是现代经济制度的重要部门,从经验上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业也越是发达,经济活力也越是充沛。我们现在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终目的并不在金融业本身,而是要促进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所以首先要明确的是,不能为了金融创新而创新,偏离了金融辅助实体经济的根本,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一点,十八大报告已经清晰地指出。其次,在十八大的这段表述中实际上有两对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一是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二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改革”和“创新”,基本思路还是逐步消除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渐进。而“监管”和“维护”,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自由。报告中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表述,体现出中央对于这些关系的谨慎态度。这样看来,国家在未来一段时期金融领域所要采取的措施不会过于激烈,金融改革仍然是在市场拉力和政府回力两个方向的博弈中前进。具体而言,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过程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必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种类形式更加多元化,民间资本能够进入的领域更多,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会更加充分。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体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未来的监管职能将更加复杂,所要面对的市场主体更多样,准入监管、信息披露、退出监管等方面只会更加严格而不会放松。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冲击之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也会更加谨慎。

  实体经济:劳动创造需求

  美国经济学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供给学派,这个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经济能够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通俗地说,即供给决定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在政策方面,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这个学派的理论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在里根政府的实践中,效果也并不理想。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供给学派有其特别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供给学派的批评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较为自由。然而这也恰恰导致了供给学派主张的那些刺激生产政策激励程度有限,因为在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对生产投资不存在抑制问题,政策和制度能够提供的超额利润是极少的。而在中国,我们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市场的许多领域还没有完全开放,大量生产性投资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投资的积极性依然十分高涨。一旦对生产性投资给予更多的政策空间,供给方面会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结果。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国未来经济的动力,也依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推动。十八大报告敏锐地意识到了近些年来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带来的挑战,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地发展策略。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自身而不在于贸易,中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应当来源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否则未来若干年内,我们会继续不断受到全球经济的制约与影响,我们会继续徘徊在世界工厂的价值链底端。只有做好“投资”和供给的文章,中国经济才会获得真正的长期发展后劲。

  报告第四部分第一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论述的是如何鼓励投资数量,其中“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第二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论述的是如何提升投资质量,只有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投资质量才能获得根本性的提升;第三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涉及消费,也关乎投资。党和国家已经觉察到“虚拟经济”蕴含的问题,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为未来的投资方向提供了指导;第四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关注的是三农问题,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实际上也包含了投资环境和投资方向的问题;最后一节“全面提高经济开放水平”,重点指出要“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并且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这就表明,出口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要发生重大改变,出口不能再盲目追求数量,而是要更加注重质量,这同样要从改变国内投资质量入手。

  投资与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人的消费逐步取消了计划供给制度,百姓的消费能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经济要想获得持续的动力和活力,消费领域蕴藏的潜力可能已经比较有限,如何激发投资潜力,尤其是生产性投资,提高投资的数量与质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深刻的回答。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将更加以市场为基础,更加注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政府的作用将更将倾向于培育市场、推动创新、缩小发展差距等领域。

  收入翻番计划:任重而道远

  这个目标的提出非常及时。一方面能够让老百姓增强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感受到国家希望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诚意;另一方面,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也确实到了需要通过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的一系列措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的关键时期。实现这个双倍增的目标,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就明确提出并实施了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对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9,这样在1960-1970十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双倍增。后来实践表明,日本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从1960年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长了两倍,同时保持了1%左右的低失业率水平。俄罗斯等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采取过类似的政策,效果也不错。

  实现国民收入的翻番,无论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还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能够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拉动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一来会使幸福感大大增强,二来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会日趋强烈,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会更加有力。这也和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相辅相成。

  我们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要比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更宏伟也更艰巨。中国面临的问题远比50年前的日本复杂:人口基数大、通胀压力大、国际环境差等等都是十分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十八大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报告第四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一系列举措都是顺利实现双倍增的强有力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通货膨胀的影响。以2010年为基期,要实现未来8年内倍增,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都要在7%左右。但是最近几年来,通胀压力极大,保守估计都在4%-6%之间。而且根据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往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疑还要加大通胀压力。如果我们考虑的是名义GDP和名义人均收入,实现倍增目标问题不大。而对于实际GDP和实际人均收入来说,就对我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的话,实现实际人均收入倍增的困难就更大。

  2、人均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别。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和通胀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以日本为例,虽然在7年内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倍增,但是扣除通胀等因素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基期增长65%。这就提醒我们,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不是仅仅在数字上实现增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时期内,需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对待人均收入的增长问题。

  3、人均收入增长与发展的平衡性问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国内居民收入的总体平均值,并不能反映分配状况。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没有改善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增长,在指标上仍然可以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增目标。但是这却会背离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衷,也不符合报告中提到的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原则。日本在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后,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都愈加严重,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所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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