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 《中国智慧》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19年07月20日    王守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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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在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和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再成长与成熟。但我以为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缺乏方法论的建构,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现象,以为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个案分析。个案分析当然希望从个别的经验中发现规律性的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我们必须了解个案的经验中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因素,但个案经验不是(不等于)普遍性、规律性。换言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特殊性不等于普遍性。所以案例分析虽然是我们认识“管理”的起点,却不是我们解释“管理”的终点。虽然,较好的EMBA培训课程强调沟通、角色认知、领导力、时间管理、目标管理、绩效评估----等管理技能训练,但如何把思维方法训练安置在CEO培训中,则甚少思考。其实,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我们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企业管理理念的诠释,看看有没有一点新的启示。
 
  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学说,强调社会伦理的教育,做人的道理,体现了人文精神,也包含了管理哲学的智慧。儒家提出的中庸之道,所反映的辩证思维对我们企业管理理念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庸”一词始见於孔子《论语》:“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是说“中庸”首先是作为一最高道德规范,人们对它认知很少了。要理解孔子的中庸观,我们先要先了解“中”字和“庸”字的意义。“中”字,在《说文解字》里说:“中,内也。”其本义是表示区域或方位,并非有什么道德含义。有趣的是,正因为“中”字具有“中间”、“中心”等方位辞义,所以当“中”字转化为动词时,就引申出合宜、合适、合乎一定标准的意思,由此“中”字就可能蕴含有道德辞义。这充份反映在《易经》之中。《易经》一最大特点是崇尚中爻。易有八卦,其中爻在别卦(即上卦与下卦)中,分别为第二、五两爻,居上卦和下卦之中位。一般说来,按居中位这二、五两爻的爻辞解释全卦之义。大凡居二、五爻位的阳爻,则言“刚中”;居二、五爻位的阴爻,则言“柔中”。由此以居中位之爻,象人则言人有中正之德,行中正之道。所以《易传》常言“得中”,“中道”,“中行”,“中节”,“中正”,以得中象人有正中之道德,以正中之道德为不偏不邪,无过无不及。因此“中庸”的“中”字,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和反映辩证哲学思想则不用质疑。
再看“庸”字。《说文解字》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孔子之前,各经典中,“庸”字不如“中”字使用的那样普遍,一般是“庸,用也”的本义用法。
孔子於《论语》中提出的中庸,以“中”和“庸”两字连用,其意是“用中”、“执中”,执中道而行之,亦即是《中庸》一书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意思。孔子将用“中”思想在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运用发挥。在孔子看来,任何一独立的德目,都有其内在的缺陷,因而有其不足之处,需要以对立方面来补足。中庸之德的要求,是在道德行为之中,使对立的品格相辅相成,才能处处得乎中庸之道。如孔子论人格修养时讲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说人的“质朴”与“文饰”同样重要,但我们要是只关注其中任何一方面,不是表现粗野,就是表现出虚浮。应以文之史和质之野相济,做到二者恰到好处的结合,才是君子的风度。甚至象“仁”这样的美德,也要靠几种品德的适当结合才能达到。如“刚毅、木纳,近仁。” 孔子本人就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 和“温、良、恭、俭、让。”孔子还告诫弟子,凡善德都含有趋向恶行之可能,不使善德转化恶行,就要做到:“君子惠而不费(浪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一个人执守善德,又时常要以恶行与之对照,警示自己处事要恰得其中,不偏执一端。要做到不偏激,防止善德向恶行转化,就要“毋意、勿必、毋固、毋我。” 即不悬空揣测,不强加於人,不拘泥固执,不唯我之行。行中庸之道,才能有中庸之德。这两者是一事之两面,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直率)不好学,其蔽也绞(尖刻);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如不修以学问思辨,不解中庸之道,就会有愚、荡、贼、绞、乱、狂的流弊。一个人有中庸之美德,又能行中庸之道,就不会有流弊了。
 
  由此可以说,孔子的中庸观包含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是源於道德生活中表现出的理论思维,就其思维方法来看,孔子是以事物为两端之对待,以对待为事物存在之本然。由此主张要“叩其两端”,把握事物之对待,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于偏,过与不及,真正做到“允执其中”。
 
  孔子虽然认为凡事物都有二方或多方之对待存在,但又认为凡对待、对立并非相互牴牾,而是和谐共存,呈现中和状态。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强调中和、和谐。在道德实践中,并不是主张折中调和,无条件,无原则地去处事,而是以是否符合礼为准则的。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礼记"仲民燕居》篇中记载孔子一段话也有相同的意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滑头);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可见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是以合于礼为准则标准的,是以礼作为中庸之道的具体的规定,以中庸作为礼的理论根据的,绝没有调和折中的意思。
 
  孔子依礼行事,又不拘泥礼,他主张根据一时一地之不同情况,灵活对待。“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才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孔子把中庸推崇为至德,但认为在道德实践中,并不易做到。他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不及。” 连孔子大弟子也会偏执。孔子似乎也看到这点,所以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性狂者有所为,急于进取;性狷者有所不为,却不失耿直。两者各流于一偏,道理上都不合中庸之道,但却是真实情性的表现,因此也不妨由作狂性或狷性的人,通过磨炼,合于“中行”,达于中庸之道。孔子这一思想表达了要在现实中看到理想人格,而不是高悬着理想,因为那样就把理想与现实割裂了。
 
  “中庸”说由孔子首倡,其后思孟学派对孔子中庸说发展最大。《中庸》一书以阐发孔子中庸观为依归,不仅忠实地把握了孔子中庸观的旨意:中庸是至德,是伦理道德的原则,标准;中庸之道即是无过不及,随时而以处中的方法。同时,《中庸》一书为孔子的中庸观确定本体的论证,可以说是最大的发展。
 
  《中庸》一书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人之性是由天所命(命,禀受之义),既然得之于天道,人之性必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率性自然是道。率性就是遵循性之自然,性之自然就是喜怒哀乐,当其未发出之时,在心中没有一点偏向,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是说性其动时,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喜怒哀乐之情发出来都合宜,就是“和”,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是率性的一种境界,所以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为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之最高原理与至善境界。因此,《中庸》一书认为人之心性修养达到“致中和”境界,就自然会与天地万物和谐,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书这种天人合一观念,肯定了宇宙本体,就是人伦道德的根原;人伦道德亦即是宇宙本体的流行发现,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简捷地一句话: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中庸》以“致中和”的修养工夫补充孔子中庸观,把孔子执两用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引申到性体修养的工夫论上,使得中庸之道落实到每一人的日用涵养之中,进一步丰富了孔子的中庸观。
 
  孟子以人性有诸德之善端,不假外求,凡人求善必就其性之本善“扩而充之”,从而达到完满实现人的道德修养。孟子的道德修养亦建立在“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一体观念上。孟子对孔子中庸观的发展,在于他以“权”的观念来解释中庸之道。
 
  孔子虽怀淑世济民之志,但其态度又颇为中庸,并非是处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曾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孔子以兼善天下为主,但又是如其不可行,亦不勉强行事,即能兼善天下则兼善,不能兼善则独善其身,“守死善道”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中”是常道(经),是永恒不变的。但要应事与时的变化,就要有权变的观念。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情状,决定自己的行动。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个人的财产要“取之有道”。所谓取之有道,就是给人家做看门人能得到微薄的钱也可以,这就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故孟子赞扬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行中庸之道,要有“时中”,“权变”的观念,孟子思想在这一点与孔子相同。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事物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形成不同阶段(时)。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对策,不能参政救世,就独善其身,这种随时应变也是“用中”。孟子认为,不懂应时势而变通的“执中”等于执其一端,而不符合中庸之道。孟子对“子莫执中”就持批评的态度。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执中虽然近于合乎中庸之道,但真正合乎中庸之道还须有权变的观念,否则所执的只是一个固定的“中”,那等于执其一端而已。孟子讲中庸之道特别强调要懂权宜变化。《孟子》一书载有谆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礼来难孟子,“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答回:“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再如,弟子万章问孟子,舜娶妻不告父母,为何?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这两例告诉我们,孟子于礼,于人伦也是主张灵活对待,反对不知事与时空的变化而固执。因为在孟子看来,固执于礼不懂权宜变化就是“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虽然主张“执中有权”,根据客观事物变化而变通,但并非是无原则的变通。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执中有权,但“居仁由义”的原则永远也不能违背。也就是说没有原则性,随意投机取巧的行事是违背原则的。由此可知,儒家的中庸与折中调和,苟且偷生,圆滑处世的态度是风马朱不相及的。那种“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 的那种人物,是儒家所反对的。“中立不倚”,“择善固执”才是儒家所标举的道德节操。经过思孟学派对“中庸”的发挥和宣扬,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认有德之人必定有智慧,中庸之道反映了道德与智慧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到了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凭着小聪明和机运,利用不完善的制度,发展起来的所谓“风云人物”,个个不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其结果都成了阶下囚,也应了古人一句话:“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我可以预言,无论何人如果“德不当其位”,也就是说你的道德品质与你担当的地位不相称,你的“才智”一定会帮助你下地狱。这个道理,二千年前的管子就讲到了:“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大哉斯言!列位资本市场上的高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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