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3日    《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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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发生的本田工人罢工等劳资纠纷事件,引发了中国企业如何在新的问题下保持高速增长的一次反思。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每一年成为过去,总会给史记官们留下些故事。2010年中国值得记录的故事很多,有举国欢庆办世博,有举国痛悼玉树地震,还有广州亚运会,等等。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工业发展史而言,也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年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些劳资纠纷,特别是深圳富士康员工的“N 连跳”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深度关注和思考。引发的思考很多,包括:在不断完善的市场 环境下,企业应如何提升自身管理和企业文化;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应如何进一步改善员工,特别是一线工人的福 利待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它还会是更大进步的开始。

  制造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待完善

  深圳富士康“N 连跳”,首先引发的是关于代工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思考。

  毋庸讳言,富士康不当的制度和管理,是导致员工跳楼的直接原因。

  “连跳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 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教授常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富士康的工人生存状态是原始原子化的。工人之 间互相没有联系,而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服从管理是基本的企业文化原则。富士康对工人的工作计划 非常细致,工人就像零 部件一样,长时间的加班使得工人都成了机器,没有自我。工人的内心是孤独的、没有依靠的。因此,工人出了问题,心理 上排解不开,比较消极,可能就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高密度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也容易传染,而 一旦产生也难以控制。

  因此,富士康对员工的管理忽略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关注很不够。

  据富士康不少员工表示,在富士康工作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就是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动作要反复不停的重复着,有 时候下班以后睡觉了,做梦时都感觉自已的手还在拧着锣丝。许多富士康人都有要“逃离富士康”的想法,说明富士康的凝 聚力缺乏,归属感缺乏。

  管理学者王吉鹏指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与现状不相匹配。这种形势下,富士康正确、清晰地制定下一个五年企业文化 建设规划则显得极为迫切,极为重要,需要以广泛的调研、员工访谈等形式,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只重视企业理念的创新, 而忽视了理念背后的管理支撑,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管理实际。

  我们常说,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实际上,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也需要及时升级。管理问题是中国本土许多企业面临的 一大难题。而管理与文化,实际上是企业的外壳与灵魂,对于追求卓越的企业来说,实施文化强企战略,加强企业文化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提醒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制造型企业,不要只埋头顾着接订单;忽略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是要吃大苦头的。 那些致力于在世界企业之林寻求一席之地、有着创造伟大企业的远大志向的企业人,更是要扎扎实实抓好这一环。

 廉价劳动力的产业模式难持续

  无论是富士康跳楼风波,还是本田罢工事件,抑或其他劳资纠纷,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工人对薪资待遇的极大不满。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增长点在于低工资、高劳动强度、低福利、低劳动保障。

  近年来,靠着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加工厂”,大量加工装配类的外资企业在华建厂,尤其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8 年 10 月份,在我国的 出口商品中,工业制品占比高达 94.6%,工业制品中加工贸易占比 49.9%。而我国的南方沿海城市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成为加工类外资企业的主要聚集地。

  不可否认,这类产业的确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保障方面政策的改变,隐藏在这类企业中的问 题逐渐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吸引外来资本的最大优势之一。庞大数量的代工企业一直从事“来料加工、贴牌出口” 的业务,仅仅赚取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差价,利润微薄且难以长远。

  近期,很多学者和官员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 的挑战。有分析人士指出,代工企业频发的劳资纠纷说明了中国已进入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调整期,人们谈论已 久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了来自底层的驱动力量,“节点”提前到来,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实际上,我国政府很早就提出要“加速推进产业转型与调整”,并提出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中国制造”变为“中 国创造”。

  我们知道所有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时间,我们相信 2010 年发生的一系列劳资纠纷是又一次善意的提醒。

 让企业与员工同发展

  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强大,工人们的最直观感受,就是自己福利待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必讳言,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并不是很理想。中国大部分工厂的劳动力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以及 GDP 的增速, 加之房地产等问题的积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在逐步远离 0.4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朝着 0.5 迈进,居民生存压力剧增,社会矛盾由此累积,并且开始区域化爆发。

  工人的生存现状不仅引起了民众、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改善民生是中国政府当下最 大的政治。在一系列中央级会议,诸如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民生话题都是重要议题。政府 及时洞察并正视各种问题,正在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富民政策,为的是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曾经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从中央到地方,从税收到用地,对各类外资企业广开大门。但是,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以及资金的日渐充裕,我国相应地调整了用资政策,取消了一些优惠措施,出台了相关法律规 范,限制了部分企业在华生产,尤其是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给劳动密集型企业低工资、低福利的用工方式以沉重打击。

  进入 2010 年以来,我国有一批城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民日报》连续四周发文聚焦收入分配变革 ,社会各方更是 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日益突出的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

  近日,陕西省、重庆市、北京市纷纷宣布自 2011 年元旦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2 月 27 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宣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从目前的每月 960 元调整到每月 1160 元。陕西省于 12 月 25 日作出决定,2011 年 1 月 1 日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月增加 100 元。这已是陕西在 6 个月内第二次调整。

  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作用,中国的工人的生活会更加有保障。这有赖于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共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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