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中的自我与他者

文化的精神性源于对人的自然的下坠倾向的克服和超越。
汉语文化的精神性从来都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中构建起来的。如果说“华夷之辨”是在将自己文化中的他者（自己文化中那些不被正视和承认的部分）投射到异域“荒蛮”的过程中建立起确定清晰的文化主体性，那么二十世纪初以来各种激进的反传统表达，则是在与强势的他者的同化过程中放弃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地位的“冲动”。在各种反传统的姿态中，鲁迅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既拒绝成为自己，又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然而，“在以为放弃自我就可以更新自我或者干脆成为强势的他者的人那里，时时准备挥刀向强者冲去的鲁迅被误认为同路”。 
   我一直疑惑于今天各种貌似激进的“反传统”言论。令我惊诧的不是这类姿态本身，而是植根于这类姿态的种种表达的粗糙、空洞和缺少个性。比较二十世纪初那些真正激进的西化论者的论调，今天的这些反传统的表达，除了更简单粗暴、更缺少学养（常常也更脏）之外，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吗？陈寅恪所说的“千古未有之巨变奇劫”，我们在今天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毁灭的火，而是令人窒息的无边污垢。    汉语文化中的他者，正试图并且已经在僭称其主体性地位。比如，以“国外”为借口，以各种时髦的“主义”为依据，为各种千姿百态的“下半身自由”争取权力的那种所谓的社会学。
对我来说，如何面对汉语文化中的这些部分，一直是一个难题。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汉语文明作为一种原创性文明，在近代以来的强势冲击下，必须经由某种彻底的自我否定，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更新。但是，这是不是一种过分乐观的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