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3日    牛津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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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的企业家

  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相比,中国的企业家更愿意将企业的经营和战争、政治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企业经营就是一场战争、就是政治斗争。没有人去研究这个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我想,企业家的这个心态一方面与中国人心中好斗的性格有关,一方面可能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关。

  中国人创造了围棋,但是厮杀最为激烈的象棋却在中国最为普及;扑克牌传到中国后,也是以斗地主、挖坑等战斗性强的玩法在民间深入人心,联众和QQ游戏每日 都有以百万计的人同时在网上玩这两个游戏;麻将的产生,更是让中国人的斗争特点找到了阵地,有人说每日 玩麻将的中国人是以千万计的。

  于是,有人说中国的足球、篮球等项目不行,根本的是因为那是集体项目,需要合作配合。但反过来看,我们的确发现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个人发挥的项目在中国最为强大,在世界上也是长盛不衰。

  爱斗而缺乏合作,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弱点呢?

  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清八旗子弟的内斗很有关系、军阀的混战也是内斗、国共的斗争、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内斗……

  看来,中国人有斗争习惯的,虽然有很多人是斗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似乎还是热衷于斗。翻开中国开放以来的企业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行业的斗争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都是企业家之间的斗争。有人将广告牌竖到竞争对手的厂门口,就有人用广告牌覆盖了通向对方企业的每一条大路……

  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代伟人就是依靠着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敌人斗争了一生。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崇拜毛泽东和胡雪岩,但崇拜企业家的祖师爷范蠡的却是少数,为什么?

  范蠡是以和为贵、讲究的是智慧得财,可以说是商人中的大智慧者;而胡雪岩实际上是一个依靠行贿取得特权的生意人,在今天那是会将很多党员拉下水、并且自己要被砍头的;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思想很被中国企业家推崇,这是因为现在40-50多岁之间的主流企业家人群曾经生活在那个毛的时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范蠡、胡雪岩和毛泽东各自的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企业家复杂的心性,所以企业家阶层的人性特点也基本可以分成以上这么几类,而更多的是这三种思想交织着的企业家。

  王道、霸道?

  牛根生和郑砍斗,最后成就了一个强大的蒙牛。郑砍后来锒铛入狱,据说牛根生等人凑了一点钱去看望郑砍的妻子,说我们都是他的老部下,你看看家里需要我们帮忙吗?这个举动最后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落井下石,看郑砍的笑话。我无法知晓当初牛根生的心里活动,所以无法评判。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可以说“与自己斗,其乐无穷”,但是,这个世界真正有大智慧的企业家却是少数。

  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甚至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说要通过立法来消除中国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的原罪。我看,这也是斗争的结果,因为中国有另外一批专家和学者却一定要挖掘原罪。他们认为,如果不追究原罪,中国的企业家可能最后都是胡雪岩,那样中国的企业就失去了一个好的企业发展文化,而全是商人投机文化了。

  可也有思想认为,现在“成王败寇”的财富观已经成了一抽流,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了。我知道,我是阻挡不了的,但是难道我就一定要融入这个洪流才算是顺应历史吗?这又是一个斗争,是和自己在斗。据说有人建议张瑞敏将海尔改制后发展成私营企业,原因是中国的私营化浪潮已经席卷了很多国有企业,甚至有投资机构愿意为张瑞敏的管理层收购海尔提供所有的资金支持。张瑞敏回答说,改制后有什么用。来人无言以对。

  我始终认为,和柳传志相比,张瑞敏的境界要高一层。因为在齐鲁文化的王道和霸道斗争中,张瑞敏从创业到现在始终很从容。张瑞敏打败了自己的心魔,成就了海尔今天的辉煌;柳传志也成功了,也打败了自己的心魔,成就了联想今天的辉煌。可是这两个企业的辉煌不同,一个是无欲的、一个是有欲的。

  有人对这两家企业的未来担心,担心这两个企业未来会轰然倒塌。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一个斗争结束后,必然会有新的斗争浮上来。

  狼文化、德文化

  牛根生从伊利出来了,潘刚就自然浮上来了。

  我大约是在1999年的一个论坛上见到郑砍的,当时因为新闻采访的事情采访郑砍,但是他太忙了。郑砍说:去找小潘吧,他能够代表我。可见,当时郑对潘刚的信任程度,而当时能够代表郑的潘刚才20多岁。今天,在郑砍灰暗的日子里,潘刚领导的伊利依然创造了较好的业绩,并持续保持了中国第一的宝座。历史就是这样轮回的,当年的小潘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潘董事长。

  从胡润的排行榜上看,中国财富逐渐年轻化了,逐渐向年轻人转移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拥有者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业。

  分析这个富裕阶层,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产业的财富开始向互联网、能源和地产转移。而这三个产业相同之处就是占据了强势的资源,包括土地、矿山和人才。很显然,土地和矿山的斗争多少渗透着血淋淋的东西,很激烈;而人才却大多是依靠文化和思想团结的,这个斗争渗透的是和为贵的价值。

  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缺乏了斗争的精神,就缺乏了野性。中国人还说“三代出贵族”,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深入文化和思想,才能够真正达到某种境界。两个“三代”,给了我们两个信息。我们到底是要斗争、要野性,还是要和为贵、要贵族?这个问题是很多企业家内心深处十分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很多人无法选择。

  在中国,传统对职业有“三教九流”之说。让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三教九流中,知识分子居然排在妓女的后面。三教九流应该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学说,可是自己却将自己排在妓女的后面,是自嘲?还是自己太清楚自己了?我无法考证。更让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商人和士兵居然在三教九流中都没有。如果在文革的时候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那么就可以说商人和士兵是“不入流”。

  我相信在这里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清高,而是认识到了职业和社会的本质。商人和士兵往往和财富、地位相连,容易造成斗争,甚至是血腥的斗争。而知识分子往往也会因为进言而造成大的斗争。从远处讲,吕不韦的商人谋国、李斯的苛政猛于虎、赵高的叛乱都是典型的例子。

  商人的利益驱动和士兵的杀伤力往往都是以流血为斗争形式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这个世界有这两个职业。而知识分子的重名往往也会给民族和社会带来苦难,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汤敏为了增加内需给国务院提议扩招,让老百姓把钱花出来。这个“扩招”最后演化成了今天的“教育产业化”,这就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弥补才能医治好这个创伤。因为在产业化面前,中国的教育是利益教育,而不是德的教育和发展的教育。所以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在妓女的后面,就是时刻告诫自己,多靠力气吃饭,多想想前八种人的生活艰难。

  在今天的中国,商人已经走上了所有流派的最前沿,可以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商人就无法生活了。如果以前说商人“不入流”的话,那么今天的商人已经是“主流”了。商人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了几千年的斗争,最后站在了主流,并且名正言顺,可谓可喜可贺、可谓悲怆。

  现阶段中国有太多的企业不崇尚人本思想,而崇尚动物的野性。

  华为、蒙牛等企业都将公司的图腾搞成了狼,而这些崇尚动物野性的企业大多现在是我们的标杆企业。

  为什么不崇尚人本而崇尚畜生?这一点不但反映了我们的斗争传统,也反映了我们现在面临竞争环境的恶劣和人在某些方面不如动物。

  记得在我创业的时候,有位高人曾经给我说:很多人发财是因为崇尚动物的野性,很多人发财是因为爱惜自己是人。你想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那么你就自然发财了,呵呵。

  华为、蒙牛的狼性被中国很多企业奉为圭臬,执为标杆。他们都是成功者,所以他们都是“王”。因为中国现在价值观的流行时尚是“成王败寇”,是结果论,不是过程论,所以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

  当前,中国乳业正在进行着全方位的整合,第一阵营、第二阵营、第三阵营也基本确定,过去狼文化下的恶性竞争和掠夺式的发展已经不适应第一、第二阵营,德性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正在通过品牌的塑造成为第一、第二阵营的必然选择。从价格竞争到品牌竞争,不仅仅是打打广告,而是从企业经营文化到团队文化的彻底变革,可以说,谁变得快、变得好,谁就有可能是未来的真正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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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读管理故事:《从商人到副总统之路》
 1888年,美国银行家莫尔当选副总统。他曾是一个小布匹商人,从一个小商人到副总统,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 
 莫尔说:"我做布匹生意真的很成功。可有一天,我读了一本文学家爱默尔的书,书中的一段话打动了我,书中是这样写的:一个人如果拥有一种人家需要的才能和特长,不管他处在什么环境什么角落,终会有一天被人发现。这段话让我怦然惊动,冥冥中我觉得自己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这使我想到了当时最重要的金融业,于是,我不顾别人的反对,放弃布匹生意,改营银行。在稳妥可靠的条件下进行运作,许多人和企业都愿意找我,因此我经营银行十分成功,最终成为金融巨头。 
  
  点评:俗话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一个人立足于社会,说到底只有用智和用力两种谋生手段,要么靠一身力气,要么靠自身的智慧,智慧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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