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提速》 提供专业企业内训,政府培训。 13439064501 陈老师
  2023年03月18日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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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新供给经济学论坛,作者魏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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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原巡视员、研究员
大家上午好!还是三点声明,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与任何单位无关;所讲内容与股市无关。如果媒体要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习总书记最近一再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有5大内容,我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都讲,我只讲与今天会议主题相关的两个,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共享。
第一部分我想讲一个观点: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
大家都知道,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要素,从劳动力要素看,我们有“人口红利”,但是这里面,关于“人口红利”一定要区分“潜在的人口红利”和“现实的人口红利”。
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前同样的年轻的人口结构不仅没有成为“红利”,反而成了“包袱”,反而成了“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了“红利”,这一点需要注意。
其次,从资本要素看,我们有“资本红利”,一个是过去讲的高储蓄率,中国人勤俭持家;再一个是吸引了大量外资。再有,从技术要素看,我们过去靠的是“技术红利”:一方面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另外也山寨了不少。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些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从劳动力要素看,“人口红利”消失了,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过晚,早在1998年,我在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报告中就提出:日本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尚且出现了老龄化,而中国是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会比日本更加严重。
2008年在国家发改委一次讨论就业问题的座谈会上我说道:即使现在马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明天能把孩子生出来,要想成为劳动力还得18年以后呢!但是很遗憾,政策调整一直没有做。我也知道苏剑老师等很多专家也都在呼吁这个事儿。
这么多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变?重大国策发生了重大失误,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到底是由于统计局的数据失真,还是由于计生委的部门利益,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之,现在是“人口红利”消失了,而且出现了老龄化。
其次,“资本红利”也开始消失,一方面储蓄率在下降,阿里巴巴前两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现在56%的年轻人是零存款。再有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
最后“技术红利”也消失了,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本来是一个贸易战,结果打成了高科技冷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
也有人说经济增长不重要了,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就业压力减小了,增长速度慢一点就慢一点。我想说,增长速度仍然很重要,只不过过去我们“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今后重心可能发生了变化,今后,除了保障就业,重要的是要“保养老”,要“防风险”,为什么?
过去在高速增长时期掩盖下来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包括养老风险,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都会暴露出来。所以,今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为了“防风险”,否则的话,分子——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分母——GDP跟不上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排在了首位;“十四五”规划无论是中央的建议,还是国务院的纲要,都是在总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创新。所以,创新非常重要。
但是创新的主体是谁?主体还是要靠民营企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创新投入中,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50%;产出(专利)方面,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80%。所以,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依靠民营企业。
其次是教育体制要改革,教育体制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方面知识的半衰期在缩短,而另外一方面人的寿命又在延长。所以,必须鼓励在职学习,而不是对在职学习设立各种限制。
最后,就是要发挥教育的蓄水池作用,因为教育往往跟景气周期存在着一种逆相位的关系,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往往是大家都回到学校来学习的时候。所以,当前应该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要鼓励民间资本转型,从发展职业教育,培育创新型的人力资本。
再其次,科研体制也要改革,科研也有类似的蓄水池的作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实验室的数量,研究人员的数量和研发投入都是增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发挥科研创新的作用,要排除各种干扰,要改革科研体制,要提高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
再有就是数字时代,不仅要求硬件要兼容,软件要兼容,而且要求制度兼容、体制兼容。比如远程医疗,如果在美国你要上手术台有很多详细规定,假如我们中国没有这些规定就上机器操作的话,谁敢让你做手术?最后,要想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要想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
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为什么?我前不久在广东参加一个研讨会,很有意思,一进到宾馆的卫生间里,镜子上非常先进,有很多APP,各种功能,但回到房间一打开电视,仅有的国外电视台,三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古巴的,连近在咫尺的香港电视台都没几个,这样怎么搞创新?
习总书记前两年讲,“我们要在人工智能方面当领头雁”,我完全赞成,我觉得非常好,问题是如果要想当领头雁是不是要首先知道别的雁子在哪儿?在干什么?所谓“创新”,就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连别人在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怎么进行创新?
2021年4月博鳌论坛上,习总书记讲:开放创新,讲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讲的非常到位。
顺便说一下,在创新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年打贸易战的时候,通过放弃纤维产业不仅换回了所谓冲绳岛的“回归”,而且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一个汽车产业,一个电子信息产业。
到了80年代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日本的汽车产业还属于领先地位,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衰落,被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赶超。为什么?日本人自己反思有三个误区:一个是误读创新,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技术和市场的新的连接,新的组合,可日本人把它翻译成了“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唯技术论”、“技术至上”这种观点非常盛行。再一个误区就是误用优势。本来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制造环节,他想往研发环节走,但干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结果原来的制造环节的优势又被我们的台湾省和韩国赶超。第三个误区是误判时代。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而数字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汽车业之所以现在还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汽车业还处于工业时代(大家注意,特斯拉的意义就在于把汽车业也带入了数字时代)。日本电子信息产业为什么衰落?就是因为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
第二部分,没有增长就没有共享。
关于增长,刚才贾康院长已经讲了“类滞胀”的问题,记得1995年我在给吴敬琏老师当助手的时候,当时朱镕基还是副总理,给吴老师一个批示,请吴老师研究一下滞胀问题,根据当时的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旦陷入滞胀泥潭,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你想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不能放松;你想收紧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往下掉了,也不能收紧。如果陷入滞胀就会非常痛苦。
厉以宁老师几年前曾说过:如果增长速度掉到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该叫做“中国式滞胀”。近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要警惕“边际滞胀”,一方面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在逐步上升。
看一下现实情况。增长速度现在已经破5了,4.9%,三驾马车都处于疲软的态势。出口好像还可以,但是这个出口需求是转移过来的,一旦国外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就会转移回去。
投资在放缓,外商投资受制于营商环境,受制于国际环境,所以,对外商投资不能寄予太大希望。政府投资受制于政府债务过多。国企投资受制于杠杆率过高。所以,民营企业投资已经是“最后一个稻草”了,如果再把民营企业投资打掉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恐怕是要崩盘的。
关于物价现在是什么情况?PPI上去了,上游的价格上去了;下游CPI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果CPI也上去了,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是实际上上去了,但是统计上不显示,被猪肉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是,如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一大批企业就会被憋死。
关于企业风险的处置,记得在2016年新供给论坛上我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生死死本来是市场的风险,国有化以后就变成了政府的风险。那么出了风险以后政府救还是不救?如果是国有企业出了风险,政府必须救,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股东,你是救助的第一顺位,你就必须救。
而这个时候又往往是政府最缺钱的时候,所以,政府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但如果是民营企业,政府就可以有回旋余地,可以救也可以不救,政府拥有了主动权。
而且非救不可的时候,你看美国,救的时候是股价最低的时候,进去抄了底,等市场恢复了,企业经营恢复了以后,政府再退出来,不仅不受损失,而且还会赚一笔。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职责不是保企业,而是保员工,保下岗职工。
关于宏观政策,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财政政策现在需要积极,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政策看得很清楚,已经在收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能放松,如果货币政策再收紧的话就会出现同步震荡,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大的问题。
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刚才贾康院长讲到70年代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滞胀,但80年代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发现,是通过紧货币,减财税,松管制,私有化,促创新,法治化,是这么走出滞胀的。但如果我们逆向而行,会是什么结果?
第三部分,如何实现共享。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我认为有多种因素必须综合考虑,它不是一个因素导致的。首先是市场化因素,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化本身,从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会拉大收入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因素,半计划可以寻租,半市场可以变现,腐败收入不可能得到遏止。
其次是泡沫经济因素,房价上涨时,手里有房的人和手里没房的人贫富差距会迅速拉大。
再有是全球化的因素,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全球化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同方向上升。最后数字化因素,它对于不同技能阶层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高端技能阶层来说,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会增长。
但是对于中等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减少的,收入也是减少的;而对于低端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收入是减少的。所以,也会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还有就是决策机制因素,如果没有民意的表达机制,没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任何一个方案,包括改革方案都有可能被带入歧途。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上届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这届政府提出“共享”,“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很多政策。
最后谈一下如何通过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关于三次分配的方式,一次分配主要是解决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应该是企业主导,工会制衡;二次分配主要是解决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应当政府主导,民主监督,大家去看一下各国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改都是和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三次分配主要是解决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应当是民间主导,政府减税,应该大力发展NGO和慈善基金会。
三次分配的原则也不一样:一次分配强调效率原则,鼓励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二次分配是公平原则,一方面要为老弱病残和创新失败者提供安全网,同时也要为企业家换取安全感,鼓励长期主义;三次分配强调自愿原则,鼓励富裕阶层自愿捐助给贫困阶层,而不是强制。
所以,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是“杀富济贫”,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把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共同贫穷”;而是通过三次分配把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
回顾过去,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
习总书记2018年多次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
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我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此为2021年10月30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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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读管理故事:《多少人,没熬过那三厘米!》
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
仅仅长了3cm,
在第五年开始,
以每天30cm的速度疯狂的生长,
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
其实,在前面的四年,
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
做人做事亦是如此,
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
人生需要储备!多少人,没熬过那三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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