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战略委员会岂能不问政治

　　公司所处的环境大体上可以分为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随之形成了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随着非市场因素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变得越来越直接和具有战略性，非市场战略已经成为公司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而非市场战略中，公司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政治战略，则至为关键。

　　理论上一般都认为，非市场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跟市场缺陷有关，而西方主流的战略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假说之上，基本以市场环境作为对公司环境认识的基本前提条件。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很大，如行政审批、产业政策等，而且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在很多领域还很模糊，政府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所区别，政策执行的随意性还比较强，这为政府和企业都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可以说，这些变化多端的政治决策和意识形态力量，已经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不能忽略它们的存在。

　　现代公司作为一个各项机制比较健全的市场主体，会应对外部环境而设置一些相应的职能部门，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就是为公司制定战略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那么，战略委员会对政治战略的制定是否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呢？

　　缺失的战略委员会

　　中国上市公司战略委员会的治理现状如何呢？作为董事会下战略决策的专门机构，是否对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作出应对并制定相应的政治战略了呢？

　　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以来，上市公司纷纷在董事会下设立战略委员会，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准则》颁布的2002年较之2001年有显著的增加，这从下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但是《准则》的政策效应会不会仅仅停留在数量上，而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呢？

　　《准则》中指出，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委员会，并且说明了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为了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增强核心竞争力，确定发展规划，健全科学决策程序，提高重大投资决策效益，设立战略委员会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但从中国上市公司战略委员会的治理现状来看，即便有应对市场风险而制定一些战略决策的情况，也甚少意识到制定政治策略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些民营上市公司的战略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研究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负责研究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营理念，为董事会制定公司发展目标和发展方针提供建议；负责审查重大的投资、融资方案，为董事会决定方案是否实施提供建议；负责审查重大的资本运营 项目等。而鲜有涉及政治层面的东西，或者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真正从战略的高度去实施。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调控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广，既有宏观的产业政策、社会法规，也有微观的职能性法规、产品规则等；既可以直接采取强制性措施，也可以间接调控。现代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规则，就必须通过配备相关的机构来协调与规范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通过关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政治行为过程来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亦即要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而目前公司设定的战略委员会基本上没有真正把它们纳入公司战略的考量范围之内。

　　冰火两重天

　　在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中，公司若没有制定一些政治战略，冒然进入那些行业壁垒很高的领域，一旦国家政策有变，那些没有准备的公司就会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变革 开放以来，国家往往每隔三五年都会对经济进行一番调整，以避免经济过热或过冷。公司若没有政治战略，单纯用市场战略来应对，一旦政治气候不好，很有可能一败涂地。相反，公司若能把好政治的风向标，就算一时失足，也可以运用一定的政治手段来化解。“铁本”与“建龙”冰火两重天的案例，可谓对此最好的注脚。

　　变革 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源紧缺一直是个很大的瓶颈，也正因为如此，钢铁行业的成长性向来很好。2002年春，草根出身的戴国芳心中萌生起一个梦想，要在长江边上建一个大型钢铁厂。然而中国的钢铁行业是一个有准入门槛的半垄断性行业，一家民营公司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认可的。在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后，戴国芳的840万吨项目分拆上报，竟都涉险过关了。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戴国芳更是豪言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政治气候风云突起。正当铁本项目如火如荼上马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调控运动拉开了帷幕。在钢铁等行业，民营资本被勒令喊停，铁本项目因违规、越权审批等罪名被叫停。戴国芳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毫无办法，他几乎没有从政治层面思考过这个问题，更遑论什么政治战略了。其本人最终身陷囹圄，铁本项目被荒废在江边。

　　然而，与铁本同样是民企身份的宁波建龙却有另外一番遭遇，值得大家深思。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于2002年4月启动投资12亿美元、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建龙，调查公布的违规事由与铁本项目大同小异。与铁本不同的是，在事件发生后，项目的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没有像戴国芳那样被刑拘，他还有运作的空间。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来头不小——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南钢集团董事长肖同友、 新希望 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如果说这些都是建龙项目上马之前就具备的政治战略储备，那么建龙引入国有资本杭钢，并且让国有股份相对控股，主动示弱，来个“民退国进”，则可以说是郭广昌等人的政治智慧了，他们运用政治战略打了个翻身战。2006年，国家发改委核准了宁波建龙钢铁项目，建龙重获新生。

　　同样的政策气候，同样的行业，同样是民营公司，铁本只能饮恨江边，建龙却获得准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思。

　　结语

　　我们并不提倡公司通过大量灰色或非法的手段谋取好处，也无意夸赞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因为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说这是有成本的，它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公平。只是我们现在还处于转轨经济中，体制尚不稳定，总是处在“政策多变”的状态中，政治战略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避免触及政治高压线，从而促进公司的发展，这是值得战略委员会去思考和践行的。但我们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公司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这对于公司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