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就是与人性的博弈

　　人生来就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古老的宗教就一直以期许“来生”的神话安抚人心。人性在面对自然时总是那么自恋自大，于是哲学困惑地发问：人的思维与物质究竟谁是第一性、且两者有无同一性？人性有善恶之分，数千年来孔子的人性善与荀子的人性恶争论不休，这又丰富了伦理学，仅仅探究人何以“慎独”就不知成就了多少学者。人性趋利避害，于是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发展出一门庞大的学问。人性贪图享乐，于是有了美学对人性的启迪：美是到处都存在的，只是人不善于发现。自由与合群是人的“鱼”和“熊掌”，如何兼得？这就有了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博弈厮杀。可是，人世的这一切，都是人有意识的作为吗？弗洛伊德发现，人的所谓“意识”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人的行为更多地受制于人所不知的“潜意识”，从此，心理学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一言以蔽之，所有的人文学问其实都是“人性学”，其它学问则是服务于人性的。

　　关于人性的学科性的认识，最终都会落到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管理层面。数千年前人类的祖先就明白这些，他们借古希腊的神喻警示人们：“认识你自己”。这是因为，人若不能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世界，人若不能管理自己，就无法存在于世界。

　　可是，认识自己，管理自己，这既是知易行难的问题，也是行易知难的问题——有时候，人们似乎明白如何去做了，却又痛感“路难行”；更多的时候，人们、甚至小孩子都知道“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而到最后，人们对于大量已经做过的事情，却根本不明了“为什么”？这样的矛盾，恰恰也是在人性中蕴含的。

　　人性常常最深刻地体现在其思维特性上。哲学首先发问：人的思维与物质究竟谁是第一性、且两者有无同一性？抽象地看，这样的问题太钻牛角尖，似乎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会这么较真。回到现实，我们才发现其深意。原来，人的思维这一“天马行空”的飘渺之物，竟只能存在于“人体”这一“什物”之中，为了生存或活得更好（趋利避害），人的思维既要“引领”人体，同时又受到人体当下所处情景的制约，这真有些像试图在公共汽车上推车向前那么“荒诞”。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又可以这么发问：“引领”与“制约”，何者为第一性、两者有无同一性？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慨叹，是因为人性既要自由，又离不开群体，自由需要个性的抒发和创新，群体需要个性的妥协和从众，于是集权与民主就成为政治学永恒的主题。“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在现代经济学那里正被演绎成一部宏大的“需求”与“供给”的交响曲，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需求与供给，又演变成对效率与公平的执著追问。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又变成社会治理中的“集权”与“民主”，以及经济管理中“效率”与“公平”何者为第一性、两者有无同一性的重大问题。

　　表面上看，思维可以“抽象”地存在于书本中，其代际延续和个体交流似乎也可以在讲堂和媒体上完成。事实上，思维的生发和运用只能以一个个生命个体为载体、并总是与相应的情景相联系的。就是说，思维是在个体当下的刚性“制约”条件下、以个体素质“相称”的方式鲜活地产生并“引领”个体的，也只有这个时候的思维才是真正“自我”的。而这时思维“引领”的结果，既有可能是个体的奋起、创新，也有可能是沉沦和平庸。
 

　　笛卡尔发现了思维的这种个体性，于是强调“我思固我在”。可是，思维所“藏身”的个体，却又是社会中的个体，甚至是世界中的个体，由此马克思发现了人的思维、亦即人性不得不遵从的另一个特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群体性是人性的另一个重要附着点。

　　人类历史表明，“我思我在”和“集体主义”既是人性的出发点和附着点，又可以是人性的陷阱。因为人既生存于“我思我在”之中，同时又生存在“社会关系”之中。当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强调“我思我在”时，由此组成的社会就有可能受到千千万万个“我思我在”的困扰——人们彼此在短期往往相互排斥，长期则有可能加强合作。反过来，如果人人都被迫同质性地达成“集体行动”，如果人类对未来的思考丧失了多元性而集成于“一个大脑”，再由此产生“统一意志”，那么，这种失去个性基础的集体还会有多少人性呢？

　　人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其需求与欲望上。人性的需求既是纵向分层、由基本需求直指自我实现、呈上升趋势的（马斯洛心理学），又是从拥有转向厌旧喜新、由人的感觉指向物的稀缺、体现“物极必反”、不断“猎奇”的“边际”式的（庞巴维克等边际效用价值论）。人的需求既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各领风骚”交错似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又是试图“窥斑知豹”、且以“我思我在”为前提的（格式塔心理学）。而这一切，又受到人个体所处的“刚性”时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柔性”价值观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斯金纳心理学）的种种规制的，因而人性需求在趋利避害的大方向上，又呈现出较大的区域性、体制性、文化性和个体性。

　　管理之难，难就难在必须捕捉似乎确定、其实又很不确定的人性。管理之难，难就难在成也人性，败也人性。如何善待个体和群体中之人性，并在人生与社会的动态、以及升华过程中把握好彼此的“度”，这是管理的重点也是永恒课题。

　　从哲学对人性的“元问”，再到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对人性的“具体之问”中，可以发现，人的“基本人性”往往是与物质相对应而彰显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其共性。人的“个体人性”则是与社会相对应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是其本性。人的“特殊人性”又是与特定的具体情境相对应而被催生的，俗话说的“一种米养百种人”形象地描述了人性在共性之外的个性。并且，在特殊情境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下呈现的“特殊人性”，既可以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大壮举，也可以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小智慧。

　　在管理人的“基本人性”、“个体人性”和“特殊人性”时，现代管理正面临种种两难——

　　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把千差万别的人性归纳为“一般性”进行自我认识；另一方面，运用一般性理论去管理的却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人性管理不可避免的总要面对特殊性问题。

　　一方面，人的创新天性应当受到鼓励，市场的效率优先机制必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库兹涅茨曲线提醒人们，如果社会公平和诚信得不到保证，创新和效率将难以持续，而缺乏伦理敲打的创新还会危及人类自身。

　　一方面，人们为了自由得到保障，不得不让渡个人的部分权利组成政体、建立法制，遵从集体行动；另一方面，集中起来的权力却有可能被独裁者利用，而失控的权力又会给自由戴上更沉重的枷锁。

　　一方面，人们同在一个地球上生存，唇齿相依；另一方面，现代人又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度里生活，更进一步，每个人又以“我思我在”的方式生存在各自的时空和观念中，诸多的“外部性”和“公地悲剧”由此而引发。

　　尽管如此，千百年来，人们还是锲而不舍地不停地变着法子，希望能够管住这“狮身人面”的人性：人们创立宗教试图从节制人的欲望角度去管理人性；人们创设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试图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环节来满足人性；人们玩弄形形色色的政治游戏试图通过独揽权力或制衡权力来规训人性；极端的时候，人们还会以暴力相向，甚至发动战争来毁灭人性……

　　人性无处不在，所以管理也无处不在。但人性从来不会跨入同一条河流，总是喜欢无拘无束地一路狂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管理与人性的千古博弈。人性在利害面前如同变形金刚，想要驾驭人性的管理也不得不如同川剧变脸：如果人性是“龙”，管理是“笼”，则被降伏的人性势必变成“虫”。如果人性是“水”，管理是“器”，则管理在给人性“塑形”的同时，往往也抹去了人的灵性。如果人性是“璞”，管理是“凿”，精雕细琢之后人们又会发现阉割了人的特性。如果人性是“能”，管理造“势”，顺势而下的水滴与瀑布才会既各具精彩，又能够以整体的力量“发电”和“做功”。

　　人性是自在的人性，管理是自为的人性，甚至，管理应该是高于人性的“人性”。可是，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人性管理的现实时，总是不得不慨叹人类捉襟见肘的管理能力，不得不时时重新审视人性——

　　面对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惊涛骇浪，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拯救人性在创新与贪婪之间的迷失。面对泰国轮番涌上街头的狂飙般的红衫军和黄衫军，我们必须深思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性的合理博弈，以避免因暴烈抗争导致不必要的损失。面对欧元区整合的种种努力和希腊政府破产危机，我们必须反思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自然界倒逼的压力下，人类有没有善于合作的理性。当中国的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在诸多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发生之时，我们必须追问，现代管理如何才能保障公民权利，并阻止人性在资本等强势面前“集体趴下”等问题。须知，如果个体独处的自由天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规制于集体中的人性也得不到抒发和呵护，个体人性永远在所谓“集体”之中泯灭，那么管理者的人性就是十分可疑的！

　　管理人性，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聚焦中国，在当今领导人不断强调“保民生、促发展”的语境下，如果我们还能依稀听出近60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大仁政”与“小仁政”争论的弦音，就应当如龙应台等“小人物”一样，理性地做出“我对所有的‘宏大叙述’抱以最深刻的怀疑，因为一切伟大的东西背后都是一个个柔软的个人……”那样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的管理从来不缺乏“宏大叙述”，因此加强人性管理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达成平衡，尽快兑现执政党对“小仁政”的庄严承诺，如此，才有可能从更人性的细节方面去改善管理。

　　总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性与管理的博弈永远也不会完结。